发布日期 2020-07-08

成绩至上的韩国体育界频发虐待、暴力、性侵

原标题:成绩至上的韩国体育界频发虐待、暴力、性侵

以下转自韩联社相关报道。

“我不想睁开眼睛……他们太可怕了,我好像要死了。”

“我吓坏了,令人作呕。好想死去,去马路上,被谁的车撞死的话……”

这是韩国已故女子铁人三项国家队运动员崔淑贤的日记。

在用圆珠笔记录的日记中,我们能感受到她对团队领导的恐惧和压力。在体育人权盲区,一个23岁运动员生活如此痛苦是令人遗憾的。崔淑贤曾对庆州期间的主教练和队医等恶劣行为提出上诉,但最终不得已做出了极端的选择。

请愿人在国家请愿公告中表示,崔淑贤生前遭遇的虐待行为是违背常识的,是令人震惊的。体育界的顽疾“再次爆发”,被公众强烈谴责。

请愿书中提到,崔淑贤因为未经报告吃了一个桃子,便被殴打了20分钟;在吃饭时喝了可乐,便被迫吃了20万韩元的面包,被要求“吃到死”;因为不能减肥,便不得不忍受3天饥饿,甚至忍受拖鞋打脸。

根据录音,去年在新西兰的训练中,崔淑贤遭到一名被认为是队医的人殴打。

“咬牙,过来,回头,咬牙……”

崔淑贤和家人向韩国体育协会、韩国铁人三项协会和国家人权委员会提交了请愿书,要求提供帮助,并提起了法律诉讼,但未能找到解决办法。最后,崔运动员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是:“妈妈,我爱你。一定要定那些人的罪。”

类似事件并不只发生在崔淑贤身上。

近日韩国男子手球队也发生了一起攻击后辈的事件。上个月,韩国体育大学手球队A某因对两名后辈进行特别攻击而被警方逮捕,包括向两名后辈泼拉面和投掷刀叉。

去年1月,一名短道速滑运动员沈淑熙举报前国家队主教练赵杰性侵犯和暴力攻击。

2018年,职业棒球球员李泽根被举报在3年前用棒球棒袭击球队后辈文宇蓝,并因此受到常规赛36场比赛停赛处罚。“我不应该这样做,但事实是,我确实用球棒后部打了他的头几下。我错了,我很抱歉。”(在当时出席惩戒委员会会议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道歉)

2015年,举重运动员史载赫殴打了后辈黄宇曼,次年被停职10年,实际上等同于被开除举重界。

男子短道速滑的申达武在2015年国家队训练中殴打了一名后辈,并被处以2015-2016赛季比赛的禁赛处罚。

国家人权委员会体育与人权特别调查组去年11月发表的“职业队运动员人权调查结果报告”显示,在1251名被调查者中,33.9%(424人)遭受言语暴力,15.3%(192人)遭受身体暴力,11.4%(143人)遭受性暴力。在身体暴力方面,8.2%的人说“几乎每天都有”,67.0%的人说他们“没有办法”。在这份报告中,许多运动员作证说,事实是这样的。

“运动员可以被看作是拿过来用的文件,带来了若不能取得效果,那就扔一边……”(20岁出头的职业队球员所述)

“大多数运动员都不知道自己得了抑郁症。想着我只是精神脆弱,我必须战胜它,我必须克服它,这样做就行。”(近30岁的职业队球员所述)

成绩至上引发的暴力……体育教学模式要转变

许多人将成绩放在第一位,理由是体育界的殴打和虐待行为无法根除。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和职业队的球员必须在短时间内取得好成绩,才能决定升学和就业,而领导者必须不断让他们出成绩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

少年铁人三项国家队教练出身的李志烈指出:“如果选手条件好,领导们会为了提高选手竞技能力而无理取闹,反复几次之后,训练强度就会加大,就会造成辱骂或殴打”。体育评论家纪英诺也表示:“举个例子,全国66所高中棒球部教练都会打孩子,有的家长知道某个学校教练不打孩子,却只好无奈送走。”

所以在体育界里,与暴力无异的体罚也被认为是提高竞技能力的手段。选手们即使持续遭遇施暴,也很难向教练、领导层提出问题或诉诸法律。因为如果是这样,会被冠以“问题儿童”。作为报复,他们可能会失去自己的梦想。

纪英诺评论家表示:“教练拥有生死存留权,是因为他知道选手除了运动,没有别的路,因为从小学开始就走一条路,不能做其他的事情了。他知道运动员的弱点,所以滥用它。”

很难马上解决这种问题。不过,专家强调国内体育教学模式需要改变。以比赛成绩升学的体育特长制度,约束个人自由, 1年12个月训练的强迫性体系,必须得到改善。

民众愤怒情绪高涨后,文在寅总统7月2日指示文化体育观光部第2次官崔允喜处理体育人权问题。相关调查也开始加速。去年,韩国体育会长李基兴也提出了更新案:“必须根除领导人左右选手未来,并以此为武器实施不当行为的情况必须根除。”

希望不会再有第2、第3个崔淑贤选手的悲剧了。(告白)

注:人名均为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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